【导语】
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，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他的一生，几乎涉猎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，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，在诸多方面为中国学术研究，特别是中国语文研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【正文】
陈望道先生把学术研究作为追求真理的社会责任。他说：“学就是原理，术就是应用”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他就树立了“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”的志向，将解决现代中国语文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学术宗旨。1920年秋，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。他一边参与早期的党建活动，一边积极对旧的教育方法进行改革。他开设课程，着手对中国语文的作文法与文法、修辞等各个领域进行系统地研究。1922年，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文章学著作——《作文法讲义》，1926年，他又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简明美学著作——《美学概论》。1930年，他接着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通论——《因明学概略》。然而，陈望道并没有陶醉于自己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，他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，因为他发现近代世界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，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。
作为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译者，陈望道受到敌人的仇视，1931年，南京国民党政府密令抓捕陈望道。得到密报的陈望道不得不离开执教多年的复旦大学，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，他充分利用这段隐蔽的生活，花了整整两年时间，把自己多年来对修辞学的研究，不断扩充和修订，终于在1932年正式出版了《修辞学发凡》。
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
这本书融合中外，贯通古今，创新理论，构建了一个体系，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。望道先生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是很高的，他都是走在前沿，而且都是开创性，奠基性的工作他也翻译了很多东西。当时传播了很多新的思想，新的观点，功劳很大的，以前罗竹风先生称他为学术多面手。
《修辞学发凡》成就了陈望道的学术地位，然而，当他走出书斋，却发现此时的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苏区红军进行的反革命军事“围剿”，另一方面在白区进行反革命文化“围剿”，陈望道愤怒了，他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立即组织起来，针对南京政府发动的文言复兴、尊孔读经逆流进行了坚决、有力地反击。他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大众语运动”，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。
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
1934年的时候国民党提出复兴文言文，望道先生提出大众语，反对文言复兴也成功了，社会上再也没有复兴文言文的浪潮起来，功劳很大的。后来和鲁迅一起合作办了《太白》月刊。
《太白》创刊以后，登载各种进步文章，抨击旧制度，同时还在中国首创了“科学小品”这一崭新的文体。陈望道以自己的方式战斗着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在党外为党效劳的诺言。
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
对普通话的定义望老贡献很大的，开始在北京开会的时候，开始文件里面的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，陈望道先生讲你这个讲错了，你这个不符合逻辑，如果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，那么大家就说北京话好了，还说什么普通话呢，望道先生的观点一提出来，马上得到中央的重视，连夜开专家会议，请陈望道先生阐述观点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，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，对普通话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，这个功劳也是很大的。
作为语言学家，陈望道提出“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”，可以借鉴国外，但绝不能照搬照抄。
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
学者的独立性，望道先生也做到了。解放以后，斯大林的一本书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》翻译过来以后，大家都迎合斯大林的很多话，当时望道先生就说，斯大林对文法的定义不适合汉语，在当时不太有人敢这样讲的，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觉得这个老校长好厉害。
陈望道提倡“学术独立，思想自由”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当时有人把法家捧得很高，在修订《修辞学发凡》时，有关方面提出一定要把孔孟拿掉，增加法家的例子，陈望道坚持原则，没有同意。时至今日，陈望道编写的《因明学概略》《作文法讲义》《修辞学发凡》等书籍面世已超过50年，但依旧十分畅销。
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
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，到现在还是为社会所需要，我想大概是因为望老很有创新的意识，很有前瞻的意识，好多问题看得很远，所以他以前做的事情，现在充分加以肯定，现在我们培养人的话，这个创新意识的确是非常重要。
1975年以后，陈望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，但仍坚持学术研究，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《文法简论》一书的定稿工作。
